开国元帅回忆与率红一军团长征初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准备好，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一起去了。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在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同志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当时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未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四、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咱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依据这一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象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统称为红星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象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宠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由二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十月二十一日，我一师一团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这一线守敌是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我们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

  十月二十二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了顽抗，经两个半小时激战，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古陂，三军团早从右翼插到了古陂随后也追歼逃敌到安西。敌退守安西后不敢再出，我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兵力，监视信丰、安远这三点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这三点间安全通过以后，我们才先后撤出战斗。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我们冲垮了。

  夜以继日，我们赶到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我二师六团在团长朱小秋、代政委王必成同志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口。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六团一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十一月二日晚，一营到达距桥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一营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二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一百多人。

  军团部移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又被我们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十分便捷。敌人几年以前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在这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人已判明我们在突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我们前面堵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我和之间，为了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次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就表现得很明显。

  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要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我们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我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

  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他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我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把握的事。我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我们没图侥幸。十一月六日下午三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他，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他才着了急，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奔袭道县，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越过九峰山时，行军非常艰苦，我们冒雨行进在九峰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这里没有村庄，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当我们得知，三军团、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已经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走到前面去了，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不顾一切地往前赶。我的脚就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但仍坚持随队行动。

  部队进到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乘机从两边夹击过来。这时蒋介石已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十一月十四日何键下令以十五个师分五路追击和堵击我们。第一路刘建绪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四个师由茶陵、衡阳插零陵，这两路主要是堵击我军去湘西，第三路周浑元四个师，第四路李云杰两个师向我追击，第五路李韫珩一个师在我军南部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广西军阀五个师已经先期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军委一方面向我们通报了上述严重的敌情，一方面仍要我们加速西进。

  在我们前面，横着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

  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一军团仍然先走左翼，沿临武、蓝山方向前进，以后又变为右翼，向天堂圩、道县方向前进。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从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

  十一月二十日，一军团二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

  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决定，将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四团。由四团主攻，五团迂回配合。四团团长，政委杨成武，他们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拂晓，泅渡潇水，急袭道县，消灭了守敌，并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六团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架起浮桥，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并为我进一步渡湘江造成有利态势。

  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我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麇集二十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五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重点在保境“”。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的四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我们红军的背后，象拉网似的压过来。我们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纟亘）不断的丘陵间，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

  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敌刘建给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可完全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将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

  当一军团率领二师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一师尚滞留在后面配合五军团对付周浑元。因为周浑元一直紧迫在后边不放，其先头部队已抵达道县，一师在五军团未到达之前，必须保住潇水西岸。同时，如果不给紧追之敌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我们也不能放心前进。

  二师派四团作前卫。四团受领的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以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

  夺取全州未成，一军团只能将第一道阻击线选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从全州，有一条公路，就是桂黄公路，正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峙着两列二公里多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这个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阻击阵地。

  军团召集干部看了地形，决定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西侧。白崇禧看到我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九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段他所部署的正规佳军都撤掉了，只剩下民团；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攻到第二天拂晓，即十一月三十日凌晨，我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刚刚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阻击。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慢慢的变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慢慢变得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之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阻击线。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成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一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其中，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在三时三十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一、三军团。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到十二月一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作战斗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

  十二月一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我进犯。而总参谋部命令我们在本日十二时前，要保证决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使总部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我们的士气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开始，敌人猛攻三团阵地，三团连续打了几次反冲锋。

  敌转而猛攻我一、二师的接合部，终于被敌突进四五里地，并迂回到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实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回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从我接合部突破以后，二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二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鹞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通资源的大山区。

  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我。我说，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他那个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刘辉山往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我们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由于我们这次及时地采取了适当措施，摆脱了敌人，避免了损失。（进北京以后，刘辉山曾当过中央警卫团团长。）

  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撒下很多传单，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政工人员编写的这些狂妄浅薄的宣传品，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称之为卖狗皮膏药，更吓唬不倒英雄的红军，没有人去理它！可是敌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很多人被吸去了注意力，不注意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快走！

  在我们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迫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

  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准备撤往西边大山时，有一个山隘口叫梅子冲，通过这里，就可以到油榨坪，是我们预定的撤退路线。大家都往这个口子挤，这个口子很窄，部队多了势必谁也过不去。所以一定要安排开。我命令聂鹤亭带一支部队在通向油榨坪方向右边的一条路上抗击敌人，从右翼掩护大部队撤退。布置好后，我急忙向梅子冲赶，当我到达这个口子的时候，罗炳辉和蔡树警带着九军团过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部队比较少，可以走左侧的另外一个口子，不过稍微绕点路，但也不远。这个隘口今天一定让我们军团通过，我们也好掩护你们。我亲自在这个口子上调排各个部队的行进道路。一、九军团通过以后，我在口子上等后面渡江的兄弟部队，见到八军团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一见我就说：“糟糕，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我说：“此刻，过来多少是多少，先安置宿营。”因为这时已经天黑了。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彭绍辉、肖华带的那个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来。于是又派了一个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共国际师接了过来。虽然如此，由于敌人来得快，我们行动太慢，所以仍然有一部分部队没能渡过湘江，象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散的部队都被敌人切断了，损失很大，其中有些同志后来转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我们在油榨坪没有敢休息，因为敌人在后面紧追。过了油榨坪，摆脱了敌人，到了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休息。几天几夜的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党，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